謝麗娟，曾任全國政協常委、上海市政協副主席，上海市副市長，九三學社中央副主席、九三學社上海市委主委。
當時政府的信息透明度還無法做到位，這是一個回避不了的話題。
1988年初，上海的甲肝大爆發震驚全國。那年3月召開的全國“兩會”上，來自上海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在北京“享受”了點特殊待遇：食宿都和其他地區的代表委員分開，近乎“隔離”。
一些同志感到自己受到了很多限制，被視為不受歡迎者，情緒比較大，回到上海后就責怪衛生部門怎么不把關，任由甲肝爆發。
當時我作為分管衛生工作的上海市副市長，不少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把矛頭指向了我，甚至一些老同志也發了話：謝麗娟是不是應該作個檢討或者引咎辭職？
這時我擔任上海市副市長才兩年多，確實感到了很大的壓力，但我當時根本沒有想過“引咎辭職”這回事兒。我要給那么多的病人安排病房，做事情還來不及，根本沒有時間去想其他的。
早有預感
對于1988年1月開始的上海“肝炎大爆發”，我其實早就有預感。
在1982年和1983年，上海也曾經有過一次規模較小的疾病爆發，致病源就是江蘇啟東的毛蚶。啟東的毛蚶多含甲肝病毒，但是江蘇省的商業部門說，當地的毛蚶儲存量很大，不用起來很可惜。而當地毛蚶主要就是銷往上海。其實啟東得甲肝的人也多，但是得多了之后，他們大多有抗體了。
衛生部門認為疾病爆發和毛蚶有關，商務部門則希望對方提出充分的證據。但當時沒有對毛蚶進行檢測。
這次甲肝爆發后，上海出臺了規定，禁止銷售啟東來的毛蚶，但還是不能完全抵擋住來勢洶洶的毛蚶。原因在于，當時葷性食品比較貴，而毛蚶只要六毛錢到八毛錢一斤，是很受市民歡迎的美食，不忍舍棄。
那時我還在上海市盧灣區中心醫院做醫生，身在一線對于情況有著直觀的了解。1984年，我由盧灣區中心醫院副院長升任盧灣區副區長，一年之后又出任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長。
1987年12月中旬，時任上海市衛生局局長王道民告訴我，他們接到報告，最近很多醫院都收治了不少腹瀉的病人，請我一起去看看。我們到了醫院看到，確實腹瀉病人大增，經過詢問之后發現，這些病人共同的特殊飲食史就是吃了毛蚶。
門庭若市的華山醫院毛蚶門診，預檢中醫生檢查患者有無黃疸。
根據流行病學調查，可以判斷腹瀉病人的驟增與毛蚶有關。腹瀉病人的糞便里檢測出了痢疾桿菌，毛蚶之中也檢測到了——它們所在的河道受到了糞便的污染。痢疾的潛伏時間很短，少則幾個小時，多則兩天，就開始發病。
看到大量腹瀉病人，我和王道民局長已經意識到，如果這些痢疾都是由毛蚶引起的，那甲肝很可能再次爆發。
禁售毛蚶
面對極有可能到來的肝炎爆發，如何未雨綢繆？我立即和另一位分管財貿的副市長通了電話，提出準備禁止毛蚶銷售，對方當即表示同意。于是，上海市政府迅速出臺了緊急規定，禁止運輸、銷售毛蚶，已進入菜場的統統作為污染物填埋，有些則直接被倒進垃圾箱。
當時官方宣布的禁銷理由是食用毛蚶會引發腹瀉，還沒有提到會傳染甲肝。一些市民對問題的嚴重程度不了解，也對禁售的舉措不甚理解。有人依然在偷偷販賣毛蚶，甚至還有人到垃圾箱里撿拾被傾倒的毛蚶，帶回家吃。但大部分市民還是遵守政府的相關規定的。
同時，還有一項更隱秘的舉措在悄然執行——騰出床位準備接收甲肝病人。當時上海所有醫院的床位加在一起只有5.5萬張，肯定不夠。為了把床位騰出來，醫院被要求，能不收的病人就不收了，可以出院的病人就請他們出院。我們還制訂了報告制度，要求醫院對于甲肝病人的出現進行傳染病報告。
1987年12月中旬起，甲肝病例陸續上報。甲肝的潛伏期是2至6個星期，平均是一個月。1988年1月之后，病人開始集中出現。
1988年1月18日，《解放日報》刊文警示毛蚶可能攜帶甲肝病毒。
最初每天發現的甲肝病人有兩三百，再往后數量越來越大，每天都是上千人，其癥狀無外乎發熱、乏力、胃口不好、腹痛、嘔吐，約70％的甲肝病人都有黃疸。
當時大部分人不清楚甲肝的傳染途徑，人們陷入了恐慌，有的走路都不敢扶樓梯扶手。
甲肝病毒的主要傳播渠道是糞便等排泄物。甲肝患者的糞便如果處理得不好，其他人用餐前手沒有洗干凈、沾了廁所的門把等，都有可能“病從口入”。所以很重要的就是糞便的處理，此外就是強調餐前洗手，提倡餐桌上分食，那時候大家吃飯都用公筷了。
但問題在于，當時上海居住條件非常緊張，人均居住面積只有幾平方米，很難在患者家中對病人進行有效的隔離。
一個辦法就是盡可能把病人收住入院，實在收不進的病人，由防疫站到其家中進行消毒。聰明的上海市民也會想點子，比如在公用自來水龍頭上綁一根木條，開關水龍頭時不用手，而是用胳膊肘去推。
爭取床位
到了發病高峰的1988年1月18日、19日兩天，上海每天新增病例竟然高達1.8萬人。
病人和家屬擁進醫院，排隊辦入院手續，后來干脆不排隊了，看到有空床位就直接搶，以致于一些醫院不得不請警察來維持秩序。
對于每天動輒上萬的病人來說，全市僅有的5.5萬張床位實在是杯水車薪，只能開設“臨時醫院”。作為分管衛生的副市長，當時我最大的壓力就是盡一切努力讓病人能夠得到隔離和治療。
謝麗娟每天到醫院查看相關情況。
為此，我和衛生系統的相關負責人只能四處去做動員工作。比如有些國有企業有幾千名甚至上萬名員工，這其中可能會有幾十人、上百人患上甲肝，那就要請他們騰出一些庫房，作為臨時收治病人的場所。我們要求街道也想辦法把一些空余的空間利用起來，一些小旅館干脆關門作為臨時醫院。還有一些剛造好還沒有分配的居民住宅、放假中的學校的教室和宿舍都被動員起來，作為臨時病房。同時，我們明確要求，這些征用的場所，尤其是學校，使用后必須經過嚴格消毒。
1988年2月3日《解放日報》報道稱，肝炎發病人數還在上升。
我清楚記得，當時自己做得最多的工作就是走訪基層，了解發病的情況，然后向各區的區長們提要求，要開出多少床位，必須讓絕大部分病人都能住院。但各個區也有自己的實際困難，有時候也難免遇到一些障礙。
于是，時任上海市市長的江澤民同志召開了一次以區級干部為主的動員會，明確提出要“打一場掃除甲肝的人民戰爭”。開完這個會后，大家統一了思想。
如果說有什么比在這么短的時間里增加數萬張床位更大的難題，那就是醫護人員的短缺。但醫護人員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快速得到增加，所以不得不夜以繼日地工作來應對病魔。
有一次，一位病人向前去走訪的我大聲抱怨說：“我從早上發燒進來到現在，一口水都沒有喝上。你們就忙到這種地步啊？”事實上，醫護人員的確是忙到沒有時間去給所有病人倒水，更不用說自己去喝一口水。回想到這些，我至今仍然會覺得鼻子發酸。
有些街道也動員了一些非專業人員來幫忙。醫生都知道，只要做好防護措施，事后把手洗干凈，是不會被傳染的，但是非專業人士不太了解這些，就會很緊張。
面對質疑
那段時間，我始終和時任上海市市長江澤民保持直線聯系，匯報每天的甲肝病情。那時朱镕基剛剛調到上海擔任市委副書記，并被提名為下一任市長，他每天一早只要碰到我就問：“謝麗娟，今天的甲肝病人是多少？”
有一次，我向他報告了一個數字，他問：“你說的這個數字準確嗎？我怎么好像聽說不是這么回事兒？”我表示再去核對一下。第二天我匯報說自己做了核實，昨天報的數字是正確的，以后朱镕基就沒有再表示懷疑。
那段時間里我晚上很難好好睡覺，幸好躺下去能睡得著。因為休息時間實在太少，開始出現耳鳴甚至重聽。在一次開會，我突然發現自己聽不清楚發言者的話，只能請對方說話聲音盡量大一點。配合我工作的市政府副秘書長說：“你實在太辛苦了，出現了聽力遲鈍。”
不僅是我，當時整個醫療系統都承受著巨大的壓力。我的一位大學女同學當時正擔任南市區衛生局長，她給我打電話，說病人數量很大，不得了啊，說著說著，喉嚨越來越嘶啞，最后連聲音都發不出來了……這些我現在還記憶猶新。
對我個人，老百姓倒沒多說什么，也沒有太多的責難。他們就是希望能盡快解決病房問題，讓患者早點接受治療，不要再傳染給別人。
1988年1月24日《解放日報》刊文談“甲型肝炎的醫院外治療”。
在上海市人代會期間，我參加了一次討論會。我到會進行了說明。
我說我們都應該吸取經驗教訓，不管是自己的還是別人的。如果我不是在1982年、1983年遇到過這樣的事情，也不會把預防工作做在前頭。這次我們在毛蚶身上檢測到了甲肝病毒，拿到了直接的證據；及時禁止銷售毛蚶，又請環衛部門清理毛蚶，把幾乎不可能開出來的病房都開出來了，雖然不能說盡善盡美，但我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是盡職盡責的。
聽了我的說明，了解了那些起初并不完全清楚的情況，人大代表們點頭表示理解了。
江澤民也表達了“力挺”的態度。他對我說：“如果要說追究責任，追究我的責任，我有領導責任。”他還親自到市政協作解釋，說明我和整個醫療衛生系統是在如何努力工作著。
終于，“追責”的聲音漸漸淡了下來。
“心靈藥湯”
經歷過那場肝炎大爆發的人，都知道一種據說可以防治甲肝的“神器”——板藍根。
其實一般情況下甲肝病人是會自愈的。西藥里也沒有治療它的特效藥，治療過程中也不過是吃一片維生素B、兩片維生素C。有時候病人實在惡心嘔吐得厲害，為了防止脫水，就輸一點液。雖然板藍根未必多么有效，但因為有了“吃中藥板藍根可以防治甲肝”的傳言，一時間，全國各地的板藍根幾乎都向上海運輸。盡管價格不斷上漲，依然供不應求。
1988年3月刊登在《新民晚報》上的報道。
上海的衛生部門還自己“發明”并制作了“大鍋藥”——用幾味中醫里清熱解毒的藥，如黃連、大黃、甘草等，放在大鍋里煎制成湯藥，每天送到病房給病人喝一碗。
甲肝的傳染期是在發病后一個星期到十天，病人住院治療十天到兩個星期后就可以回家，后階段主要靠休息和保養。兩到四個月后，病人就可以完全康復，所以甲肝不吃藥也會好。但這樣的醫學常識那時候并沒有太普及，而且病人和家屬們即使知道了也不太會相信的。
給病人服的“大鍋藥”其實是一種“心靈藥湯”，這是一種心理暗示，病人會感受到自己正在接受治療，心理上得到了安慰。不過，按照中醫的理論，吃清熱解毒的藥對治療甲肝有一定的好處，所以這藥還是有助于病人的康復的。
作為一名專業的醫務工作者，我清楚知道，甲肝這種疾病雖然死亡率不高，但一定會有病患死亡，死亡率通常是0.1％。比如一個慢性肝炎、乙型肝炎病人，本身已有肝硬化，又碰上了甲肝，那肯定兇多吉少。我的職責就是努力杜絕“不應有的死亡率”。
經過各方面的不懈努力，甲肝疫情在一個月之后終于得到了有效控制。過了1988年2月20日的最高峰，發病人數馬上就下來了，到了2月下旬已經降到了和日常差不多的發病率。由于全市消毒、隔離工作做得好，沒有出現第二波疫情。對于這樣一個周期，我們是有預判的：只要把傳染源、糞便的問題解決了，注意飯前便后洗手，我們預計一個半月左右的時間就可以解決甲肝爆發的問題。
1988年2月26日《解放日報》報道，曾做過甲肝隔離點的學校被嚴格消毒，全市中小學如期開學。
上海食用毛蚶計有230萬，患病者35萬，最后有28個死亡病例，最終死亡率是萬分之八，按照國際標準來說是非常非常低的。我們國家衛生部的領導和專家后來參加了一次國際防治甲型肝炎的研討交流會，與會的外國專家認為，我們的應對經驗是非常寶貴的。
2月17日是春節。這一年，鄧小平又一次來到上海過春節。那幾年他都是到上海來過春節的，當時市里也做了考慮，勸老人家是不是今年就不來了，最后小平同志表態還是要來。
小平同志來過春節，當時影響蠻大的。市里要求，為他提供的餐飲要特別注意。此外，他每年到上海都會參加一些群眾性的活動，看完演出之后會和演員握手，那這一次握手就免了，這個老人家也同意了。但是他的到來起到了穩定人心的作用，告訴人們，上海不是一座“瘟城”。
1988年除夕夜，鄧小平在上海與文藝工作者親切握手。崔益軍/攝
回避不了的話題
早在1983年，國家和上海市層面都曾出臺過相關條例和規定，但當時還沒有形成合力來禁止毛蚶銷售、防治疫情。1988年甲肝爆發期間，我們制定了食品衛生聯席會議制度，讓各個部門都盡好自己的責任。因為這不是衛生部門一家的事情——其實衛生系統不是肇事者，而是救火隊。這個聯席機制一直延續至今。如果我們能再早一點建立這個機制，大家統一認識，恐怕也不會有這么多的毛蚶進來。
經歷過那次甲肝大爆發，上海市民在飲食習慣上也吸取了教訓。山東人也吃毛蚶，但他們是搗碎了包在餃子里，由于甲肝病毒在攝氏100度的水中待5分鐘就無法存活，所以山東的甲肝發病率就很低。而上海人習慣用開水對毛蚶簡單地泡燙一下就鮮血淋淋地吃。這看起來很新鮮，而且味道好，但其實是一種非常不好的飲食習慣。
中國人吃飯不習慣用公筷，不采用分餐制，這也是一種不良衛生習慣。現在很多人知道幽門螺旋桿菌，它可能引起胃炎、潰瘍甚至胃癌。螺旋桿菌從哪里來？其實也是病從口入，相互傳染。不能老是靠吃藥解決，我們還是要以預防為主，從改變不良衛生習慣做起。
回顧上海三十多年前那場甲肝暴爆發，還有一個回避不了的話題——保守的觀念。
當時由于各種原因，政府的信息透明度還無法做到位。雖然1987年12月有關方面已經預計到了甲肝可能會大規模爆發，但卻沒能廣泛宣傳其預防措施，而是被要求“保密”。
要求保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因為上海人在外面感覺受到了歧視，到了外地都垂頭喪氣，甚至有的旅館竟然真的不收住上海來的人。其次，當時的人腦子里還有一種“家丑不可外揚”的傳統觀念，傳染病更是特別要保密。還因為，“改革開放”之初經濟建設備受重視，大家擔心一個地方有了傳染病，人家都不來跟你做生意了，外貿出口的貨物人家也不要了。
因為有這樣的顧慮，導致衛生系統連具體情況都不能寫出來。雖然很多情況事先都預計到了，但是一些群眾性預防的積極措施還是受到了影響，不能執行得很到位。
而當15年后的2003年，“非典”爆發，國人再一次面對一場來勢洶洶的流行性疾病，就采取了公開透明得多的態度，靠著全社會的合力，有效遏制了疾病的發展，最終戰勝了疾病。這就是時代的進步。
這樣的進步步伐是不應該停歇的，這也是我們回顧當年那場甲肝大爆發的現實意義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