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九三學社北京市委員會機關的文化墻上，有一句引自啟功先生的話：“民主黨派本以政治提高為主旨，而九三當四化需材之時，更有學術開濟之重任。”
這句話體現了啟功先生對九三學社的深刻理解和認識——九三學社作為民主黨派，主旨是“政治提高”，也要兼顧“學術開濟”。那么，這句話是何時何地所說，背后有什么故事？
這要從一封信說起。
相邀入社——一封啟功先生的手札
啟功（1912年—2005年），中國著名學者、書法家、教育家、文物鑒定家，1952年加入九三學社。啟功精研古典文學、文獻學、書畫鑒定，著有《古代字體論稿》《詩文聲律論稿》等。執教北京師范大學，以幽默生動的授課風格和“學為人師，行為世范”的校訓精神影響無數學子。
20世紀80年代初期，百業待興，重新奮起，改革開放的澎湃大潮激動人心。廣大知識分子深受鼓舞、精神面貌煥然一新。1982年，鄧小平提出干部隊伍“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四化”方針。
在這一背景下，1983年，啟功先生寫了一封親筆信，邀請一位摯友加入九三學社。這封信以毛筆寫成，極為清秀。除了有很高的書法價值，也是研究九三學社社史的重要資料。
2024年，九三學社北京市委副主委、首都師范大學中國書法文化研究院教授葉培貴發現了這封信，并進行釋文。全文共380字，內容如下：
“湛之先生：違教又多日，敬想興居增勝！伏以撥亂反正以來，百廢待興。昔慚成堆瓦礫，今忝盈席叢珍，素餐自愧，無不愿效微勞者。念先生學林望重，著述宏多，夙夕宣勞，朋儕共仰，非弟一人之私言也。”
在這封信的開頭，啟功盛贊這位朋友“學林望重，著述宏多”，表達了“違教多日”的想念和敬仰。
寫信時，啟功已有31年社齡，任九三學社中央常委。字句之中，可以感受到啟功對九三學社“因理解而熱愛”的真摯情感。
“九三學社者，革命知識分子團體之一，每于佳時勝日，促膝談心，以有共同語言，倍感披襟之樂。況復虛心集益，更收切磋之效。民主黨派本以政治提高為主旨，而九三當四化需材之時，更有學術開濟之重任。是以佇盼高蹤，久深殷望！倘荷惠然賁臨，使白蓮之社，不獨以淵明增重，寧非今之佳話乎？又攜手并進，期效革命之梯航；馬列更高之隊伍，門閾宏開，九三無阻于竿頭之步也。”
啟功認為，作為民主黨派，九三學社“以政治提高為主旨”，同時，在四化建設之時，更兼具“學術開濟之重任”。因此，“久深殷望”，佇盼老友加入。
啟功還引用了陶淵明與廬山蓮社相交的故事。蘇軾曾評價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隱之為高”。“使白蓮之社，不獨以淵明增重”，既是對這位“湛之先生”品行高潔的贊譽，也體現了啟功對九三學社的深厚情感。
“社中同志，年長者居多，會議頻繁，必于健康有所影響，是以精簡集會，亦一特點。故于治學、從公，并無妨礙，實際問題，亦須先為奉告者。今年酷熱，賤疾復作，終宵失眠，盡日疲憊，不克趨候面陳，謹先肅箋布臆。諸維鑒察，即頌撰安！弟啟功敬上，八月一日。”
信的結尾，啟功再次為不能面陳表達歉意，思念之情躍然紙上。
2025年是九三學社創建80周年。重讀這封寫于1983年的信件，經過幾十年時光的淬煉，啟功對九三學社的深刻認識、理解，依然讓人深為觸動。
傅璇琮其人——一株“駱駝草”
信中提到的“湛之”，是時任中華書局副總編的傅璇琮先生筆名。
傅璇琮是誰？何以讓啟功如此器重，相邀加入九三學社？
傅璇琮（1933年—2016年），是中國著名的古典文學研究專家、文獻學家，尤其在唐代文學研究領域具有深遠影響，被公認為20世紀后半葉唐代文學研究的奠基人之一。
傅璇琮身材不高，典型的南方人，清癯中蘊含著神采。外表溫和的傅璇琮，骨子里有一股倔強。他多次以“駱駝草”自喻，這一意象貫穿了其人生與學術生涯。
傅璇琮于1951年進入清華大學中文系學習，由于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1952年進入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專業學習，1955年畢業后留在北京大學中文系擔任古典文學教師。1958年，由北京大學調到商務印書館，后又調至中華書局。至2003年退休，從事出版工作45年。
但從事出版行業，并不是傅璇琮的主動選擇。1958年，26歲的青年傅璇琮參加了樂黛云的青年文學團體并創辦“同人刊物”，被定為“右派”，調至商務印書館。戴上了“右派”帽子，政治上再沒有任何前途，傅璇琮難免情緒失落。
時任商務印書館古籍編輯室主任吳澤炎，讓傅璇琮根據云龍舊編重新編輯清代學者李慈銘的《越縵堂日記》。開始，傅璇琮借古籍的閱讀整理排遣憂愁，漸漸地沉迷其中，忘卻了自己的“罪人”身份。
編輯工作，確實有所謂“為他人作嫁衣裳”的味道。但傅璇琮立下一個志愿：“我要當一個好編輯，當一個有研究水平的專業編輯。我們要為編輯爭氣，樹立信心：出版社是能出人才的，編輯是能成為專家學者的”。一是不做重復的事，摸索一些新路；二是不做虛浮的事，盡可能務實。這是傅璇琮的自我定位和要求。
曾經有人請教傅璇琮如何做學問，大家都以為先生肯定會滔滔不絕講很多方法、方式什么的，誰知他只慢慢地說了一句：“做學問就是把中華書局五百字的大稿紙一撕兩半，遇到有用的材料就抄下來。”當大家還在等著下文的時候，傅先生補充道：“就這些了。”
傅璇琮在做歷史文化的綜合研究，正是以這種“竭澤而漁”的方式來占有文獻資料。雖是編輯出身，做的卻是“采銅于山”的原創性工作。
采銅于山，千辛萬苦唯自知。在這種“舍易就難”實證做學問的功夫下，傅璇琮的著作有口皆碑。他先后出版《唐代詩人叢考》《李德裕年譜》《唐代科舉與文學》和《唐才子傳校箋》，不管是事跡考辨也好，譜錄編寫也好，某一領域的研究也好，都是認識一個時期文學總的風貌，對這風貌作出解釋與評價。這不僅要有廣闊博通的知識面，更需要有一種整體審視歷史的能力。
以250萬字的巨著《唐五代文學編年史》為例，傅璇琮的基本思路是：首先把唐五代數百位作家的行蹤搞清楚，然后將一個個作家的個人年譜、交游情況、作品系年加以綜合排列。在此基礎上，借用傳統的編年體史書的范式，把唐朝的文化政策，作家的活動，重要作品的產生，作家間的交往，文學上重要問題的爭論等等，擇取有代表性的資料，一年一年地編排。
這部書類似文學史料的“長編”，基本上是述而不作，沒有大段的敘述評析文字，只是如實地排列那些具有文學史意義的人物活動與創作的原始史料，嚴謹地辨析這些史料的可信度與價值所在。可謂是文學史上“立體交叉”的生動圖景。
在書中，傅璇琮生動流利地寫出唐文人的眾生相。例如舉子拜謁公卿與投獻行卷、三試過后緊張看榜、中榜后欣喜若狂、參謁宰相、曲江赴宴、題名慈恩、杏園探花以及落第者垂頭喪氣、借酒消愁、“打既耗”等情狀，還有科舉中請托賄賂、結黨舞弊、恃勢怙霸、濫打秋風等種種場面。
傅璇琮認為，理解了這些歷史細節，才可以更好地理解“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的狂喜，“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的急切，從而更為細致而恰切地感受唐代文學中微妙鮮活的情感表現，更加立體地了解時代環境與文人心態之關系。
錢鍾書先生曾稱贊說：“璇琮先生精思劬學，能發千古之覆。”傅璇琮說：“我們應當把眼光放遠一點。學術上的一些基本工作，是不應該受什么‘熱’的影響的，比起轟轟烈烈的什么‘熱’來，它確是比較冷。我們應當提倡這樣一種學術品格，那就是舍易就難，舍熱就冷。”而他自己的研究，正是走著這樣的路。
在《唐代科舉與文學》一書中，傅璇琮談到自己參加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第二屆年會，在敦煌調研的經歷：
“車過河西走廊，在晨曦中遠望嘉峪關的雄姿，一種深沉、博大的歷史感使我陷于沉思之中，我似乎朦朧地感覺到，我們偉大民族的根應該就在這片土地上。在通往敦煌的路上，四周是一片沙磧，灼熱的陽光直射于沙石上，使人眼睛也睜不開來。但就在一大片沙礫中間，竟生長著一株株直徑僅有幾厘米的小草，雖然矮小，卻頑強地生長著，經歷了大風、酷熱、嚴寒以及沙漠上可怕的干旱。這也許就是生命的奇跡，同時也象征著一個古老民族的歷史道路吧。”
文中提到的“矮小卻頑強生長”的小草，正是駱駝草。如傅璇琮在《駝草集》中所述：“經歷大風、酷熱、嚴寒，將根越扎越深”。
不起眼的駱駝草，默默滋養荒漠。傅璇琮的學術風格注重扎實的文獻考據，倡導“讀冷僻書”以避浮躁，強調“基礎工程是學術研究的根本”。這正是駱駝草的精神寫照。
傅璇琮總是盡可能“作立體交叉的研究，讓研究的對象活起來。”而這種精神，也仿佛使我們，認識了一位鮮活的傅璇琮先生。
“學”人之交——啟功與傅璇琮的交往
1983年，啟功寫這封信時，兩位先生已有十余年的交往。
二十世紀70年代初，周恩來總理指示，請中華書局重新整理點校“二十四史”與《清史稿》。中華書局邀請包括啟功在內許多學者前來參與工作。有些學者就住在中華書局辦公室，如武漢大學唐長孺、山東大學王仲犖先生等。
當時，啟功應邀點校《清史稿》，雖未居住，但仍每天來，中午就與大家一起拿著飯碗，到食堂排隊。
“這樣著名的學問大家也與普通工作同志一樣，經常上下樓倒開水，來回領飯菜，現在真很難想象。”這是傅璇琮對啟功最初的印象。
自此，兩位先生常常在一起交談、聊天，甚為融洽。
待啟功返北京師范大學執教，陸續在中華書局出了幾部書。1981年出版的《啟功叢稿》，即由傅璇琮為責任編輯。巧合的是，這也是傅璇琮作為責任編輯，編發的最后一部書稿。
傅璇琮這樣回憶編輯《啟功叢稿》的經歷：
“那時我雖已擔任中華書局古代史編輯室副主任，還能抽出時間發一些書稿。這部將近二十八萬字的著作，五月份發，同年十二月印出，加上送啟功先生校閱一次，我校讀兩遍，整個排校、印裝過程是相當緊湊的，按現在的速度算是夠快的了。”
在《啟功叢稿》出版十年后，傅璇琮重讀此書，寫道：“正如白居易所說，年歲漸長，閱事漸多，近日重讀這部著作，產生出一種從未有過的親切感，享受到一種在學識追求上得到極大滿足的愉悅。”
傅璇琮認為，“無論是作長篇專論，還是短篇題跋，他都能把復雜的學術問題，以樸素簡括的文字，說得明明白白，行文如行云流水，而又間以風趣幽默，使人在得到學術進益的同時，又享受到讀書的樂趣。這是啟功先生人品與文品的統一。這樣的學風，正是啟功先生光風霽月般的人品的映照，更值得我們深入的研求。”
1999年，《啟功叢稿》重新擴編三大冊，仍在中華書局出版。啟功在“前言”中特為提及：“八十年代初，中華書局老友傅璇琮先生囑自裒零篇舊稿成冊……傅先生督為從速印刷，出版部門術語曰‘拔號’者，不日印成”。
除了編輯出版中的交流，啟功指導碩士生、博士生的畢業論文，也經常邀請傅璇琮去參加答辯。
這便是兩位“學”人的君子之交。兩人書信往來，以學術立心，既在《全宋詩》的校注中切磋琢磨，也在文化復興的使命中同聲共氣。他們的情誼，超越了個人志趣的契合，更凝聚成一代知識分子“以科學精神立言”的集體縮影。
回到1983年。在收到這封入社邀請函后，傅璇琮是什么反應？
“九三學社雖也是‘革命知識分子團體之一’，但學術專業性很強。啟先生當仍把我視為一介書生，故特要引我介入。”而陶淵明與廬山蓮社相交的典故，在傅璇琮看來，是因為啟功先生“把我作為一個文人相待的”。
心神相交，傅璇琮立刻讀懂了啟功的知音之情。
“我當然不能辜負啟先生殷望。”于是，由啟功介紹，傅璇琮于1983年正式加入九三學社。此后，傅璇琮連續任第八、九屆全國政協委員，九三學社第八、九、十屆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在參政報國這片熱土上，繼續做一棵扎根群眾、為國家和社會發展竭盡所能的“駱駝草”。
這封信也一直由傅璇琮所珍藏。每每重讀，“啟先生對我的扶掖、獎勵，以及他對九三學社的重視、支持，都讓我深受教益。”
八十載風雨兼程，九三學社“愛國、民主、科學”的初心未改。
斯人已逝，當我們再次重讀這封信札，眼前再次浮現啟功、傅璇琮相識相交的故事；耳畔再次聽見兩代“學”人的精神對話；心中再次涌起參政報國、履職為民的情懷。一代代九三人知道，伴隨我們成長的，從不是獨行的孤燈，而是照亮民族復興前路的星火長明。（程懇，九三學社北京市委參政議政部副部長）
后記：
九三學社北京市委副主委、中國書法家協會副主席、北京市書法家協會主席、首都師范大學中國書法文化研究院教授葉培貴：
啟先生和傅先生都是學富五車的大家，傳統文化素養深厚，所以啟先生的信，完整地采用了古典信札的語言以及書寫格式。書寫格式所反映的傳統禮儀尤其值得關注，特拈出之。其一，凡是談及傅先生處，都采用另起一行的方式。如“違教多日”是說“很多天沒有聽到傅先生的教誨”（這當然是謙虛的說法），這里的“教”，是傅先生的“教”，所以另起一行；又如“佇盼高蹤”，這“高蹤”也是傅先生的，也另起一行。其二，兩處自稱“弟”和一處提及“賤疾”，特意用了小一號的字來書寫，也是貶抑自己尊重對方的常用書寫禮儀。
古人說：“尺牘書疏，千里面目。”今天的我們，看到這樣的書寫禮儀，一定會為老一輩學人的敦厚謙恭而感動的吧？傅先生作為收信人，心中也一定是深感溫暖的。九三人的文化厚度和溫度，靜靜地流淌在紙筆間，脈脈地為我們這些晚輩，樹立了高標。
參考書目：
[1]傅璇琮.《駝草集——傅璇琮文集》[M].北京：中華書局
[2]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M].北京：中華書局
[3]中華書局編輯部.《傅璇琮先生紀念集》[M].北京：中華書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