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3日，對九三學社主要創始人許德珩之孫、九三學社中央原委員許進來說，是個意義非凡的日子。
當天上午，許進受邀登上天安門廣場上的觀禮臺，參加了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大會。他的胸前，佩戴著祖父許德珩獲頒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紀念章。許德珩曾擔任第一屆至第七屆九三學社中央委員會主席，并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這一天也是九三學社創建80周年紀念日。1945年9月3日，為慶祝抗戰勝利，民主科學座談會更名為“九三座談會”，這就是九三學社的名字來源。
作為九三學社中央社史研究中心副主任，許進告訴《中國新聞周刊》，80年前九三學社是一個不足百人的學術性民主政團，如今已發展為以科學技術界為主，擁有近23萬名社員、以眾多兩院院士為領軍人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
1949年9月24日，九三學社首席代表許德珩在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上發言。
拿筆桿的朋友
今年6月，許進前往重慶嘉西村的“鮮英舊居”，追憶許德珩在特園的往事。特園是民盟發祥地，其主體建筑在20世紀60年代毀于大火，只有書齋小院和偏房存留下來，即“鮮英舊居”。抗戰勝利后，許德珩一家曾在特園住過一年。
許德珩是“五四運動”學生領袖之一、《北京學生界宣言》（又稱《五四宣言》）起草者，在留法勤工儉學期間與周恩來等人來往密切，他的夫人勞君展參加過由毛澤東、蔡和森等發起成立的“新民學會”。
1936年，中共黨員徐冰、張曉梅夫婦到許德珩家做客，說到紅軍到達陜北后物資缺乏、生活困難。許德珩和勞君展立即傾盡積蓄湊了500多塊大洋，買了十幾塊懷表、三十多雙布鞋和一些火腿，請他們送到了延安。毛澤東致信稱：“衷心感謝，不勝榮幸！我們與你們之間，精神上完全是一致的。”
抗戰期間，許德珩來到陪都重慶，擔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與在重慶的周恩來、林伯渠、董必武、吳玉章和鄧穎超等聯系密切。
1944年，許德珩把租住的屋子打上隔板，一分為二，里間作為一家四口的臥室，外間作為會場。那時，梁希、褚輔成、涂長望、黃國璋、潘菽等進步學者經常相聚在許家，討論民主與抗戰的問題，定名為“民主科學座談會”。
根據周恩來的建議，以中央大學教授為主的“自然科學座談會”部分成員以個人身份加入民主科學座談會，使得其規模有所擴大，也決定了其后來發展成為以科學技術界優秀人士為主體的民主黨派。
1945年9月3日，民主科學座談會召開擴大會議，與會人員一致同意以這個特殊的日子命名，將“民主科學座談會”更名為“九三座談會”。
這期間，毛澤東、周恩來等正在重慶，與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9月10日，毛澤東在桂園會見了許德珩和勞君展。這是他們時隔20多年后的重逢。
毛澤東了解了九三座談會的情況之后，鼓勵許德珩把座談會辦成一個永久性的政治組織。許德珩擔心人數太少，毛澤東說：“盡管人數不多，但每位成員的影響都很大。你們都是有影響的代表性人物，經常在報上發表意見和看法，不是也起很大作用嗎？”
經過籌備，九三座談會改稱九三學社，于1946年5月4日在重慶舉行了成立大會，選舉產生了16位理事和8位監事，許德珩在理事、監事聯席會議上當選為常務理事。
10月，九三學社中央遷至北平，在重慶、成都、上海、南京分別成立分社。許德珩積極推動九三學社的組織發展，還介紹了俞平伯、楊鐘健、游國恩等知名學者加入該社。九三學社成立初期缺少經費，許德珩經常捐款，社務活動經費多由他承擔。
1946年11月，國民黨一意孤行，在南京召開“國民大會”。許德珩被指定為“國大代表”，他公開發表聲明，拒絕出席。1948年3月，國民黨政權召開所謂“行憲國大”，許德珩、袁翰青、樊弘三位九三學社社員與平津數千名學生和青年一起參加了示威集會。
北平和平解放前夕，九三學社社員通過各種關系，配合中共北平地下黨組織做傅作義的工作。1949年1月26日，九三學社公開響應中共“五一口號”，許德珩等還以北平文化界民主人士名義發表擁護中共“五一口號”暨毛主席八項主張的宣言。
6月，新政協籌備會成立，九三學社作為黨派單位參加了其工作。許德珩作為第三小組副組長，參與起草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10月1日，許德珩等10名九三學社社員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了開國大典。
1950年初，部分社員提出，九三學社已經完成了在民主革命中的歷史使命，可以解散了。九三學社的社務工作一度停頓，社員發展工作也停止了。在九三學社內部商討是否解散時，毛澤東結束訪蘇回到北京，獲悉此事后立即表示，九三學社不僅不能解散，還要繼續發展。3月，九三學社恢復了中央理事會。
1950年12月，九三學社召開第一次全國工作會議，確定了團結進步的知識分子、進步的文教科學工作者，為建設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而努力的政治任務。會議選舉產生了第二屆中央理事會，許德珩當選為理事會主席。
時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在這次會上說：“九三學社大半就是這樣的朋友——學術界居多的高級知識分子的結合，不是拿斧頭的，拿鐮刀的，拿槍桿的，而是拿筆桿的，或者是鋼筆桿或粉筆桿的，過去反美反蔣，也是用筆桿作武器。”
從文教與科學并重，到“向科學進軍”
新中國成立初期，九三學社社員以文教科學工作者為主。從職業看，文教工作者占總數的72.3％；從教育背景看，自然科學出身的占50％。
1955年，中國科學院成立學部，九三學社有43位社員擔任了學部委員，占當年社員總數1197人的3.6％。嚴濟慈、吳學周、周培源、陳建功、茅以升等還分別擔任了各學部的常務委員。
1956年1月，中共中央提出“向科學進軍”口號。九三學社將章程中“吸收社員主要的對象為文化、教育、科學、技術、醫藥衛生工作者的中上層分子”修改為“吸收社員的主要對象為科學、文化、教育、衛生工作者的中上層分子”，轉向更加重視對科學工作者的聯系和發展。
九三學社中央派出有關領導和機關干部，分赴各省推動組織發展。師昌緒、鄒承魯、黃昆、謝家麟、謝家榮、劉瑞玉、嚴東生、王德寶、徐采棟、張鈺哲、湯定元等一批科學家，都在這一時期加入了九三學社。
1957年1月，中國科學院科學獎金（即后來的國家自然科學獎）首次頒發，34項成果獲獎。其中，九三學社社員葛庭燧、鐘補求、朱子清、陸仁榮、黃文魁、盧衍豪、楊敬之、穆恩之、李薰、周行健、鄒元 爔、李林等分別獲獎。
“兩彈一星”元勛中，王淦昌、鄧稼先、趙九章、陳芳允和程開甲都是九三學社社員。他們都生于20世紀初，長于戰亂和動蕩，先后出國留學，紛紛放棄國外優越條件回國，隱姓埋名投身“兩彈一星”事業。
鄧稼先是許德珩之女許鹿希的丈夫，于1951年加入九三學社。他1945年自西南聯大畢業，1948年到1950年在美國普渡大學研讀理論物理，獲博士學位后歸國。1958年，他受命帶領幾十個大學畢業生開始研究原子彈制造理論。此后28年，他始終在中國原子武器設計研制第一線，領導了中國的原子彈和氫彈設計工作。
許進記得，許德珩交代過家人，不要打聽鄧稼先工作的事。鄧稼先常在青海、四川等基地工作，回北京時，遇上周末就會和妻兒一起到岳父許德珩家吃午飯。
鄧稼先講究吃，在自己收入范圍內總是力所能及吃得最好，也經常請同事們聚餐。偶爾他會帶上妻子兒女先到飯館吃一頓，再到岳父家。那時飯館很少，他們經常要站在用餐的客人身后等很久才能等到位子。岳母責怪說，家里有現成的飯，你們偏要跑到外面去排隊。
在許進記憶里，與姑父的交往中，只有兩次聽到姑父談了與他的工作稍有關系的話題。
一次是恢復高考后，鄧稼先和許進聊天時說：“我們基地的生活太苦了，同事們更苦，他們的孩子要是考不上大學怎么辦啊？父輩已經為國家奉獻了一生，可不能把孩子們耽誤了。”另一次，鄧稼先跟許進說：“大家叫我福將。我是甲子年生的，甲是天干之首，子是地支之首，所以我是福將。”
遺憾的是，這位曾經指揮過15次核試驗無一失誤的“福將”，卻因在工作中長期接觸放射性物質患了腸癌，62歲就英年早逝了，真正體現了犧牲奉獻的“兩彈一星”精神。
從恢復到發展
“文革”期間，九三學社等民主黨派的工作一度停滯。1977年冬，九三學社組成了由許德珩、周培源、潘菽、茅以升、嚴濟慈、孫承佩等參加的臨時領導小組，九三學社的組織活動開始逐步恢復。
1979年10月，九三學社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京舉行，許德珩繼續當選為九三學社中央委員會主席。
九三學社協助中國共產黨和政府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深入調查研究，提出《關于進一步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的幾點建議》《關于中年知識分子問題的意見和建議》等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的建議。
1979年，身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的許德珩，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入黨申請。經鄧穎超和烏蘭夫介紹、中共中央批準，這年3月，89歲的許德珩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許德珩曾告訴許進，他此時申請入黨，目的是帶動九三學社社員、政協委員以及廣大知識分子從“文革”創傷中走出來，繼續堅定地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定地走社會主義道路。
在許德珩的帶動下，一批九三學社社員先后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包括72歲的王淦昌、79歲的嚴濟慈、90歲的薛愚和91歲的茅以升。
九三學社的組織工作有了較大發展，新發展的社員大多數是從事科學技術工作的業務骨干。截至1984年底，“科學技術”“高等教育”和“醫藥衛生”三個界別的社員分別占到社員總數的39.6％、34.9％和17.8％，共同構成了九三學社的主體界別。此后，這三個主體界別的總占比始終保持在75％以上。
改革開放后，九三學社針對教育體制改革、中年知識分子作用、三峽工程、低碳經濟、國企退休科技人員待遇、醫療衛生、市場對科技資源配置作用等重大問題建言獻策。
其中，“863計劃”是濃墨重彩的一筆。1986年3月3日，九三學社社員王淦昌、陳芳允及另兩位科學家王大珩、楊嘉墀向中共中央提交了一份“關于跟蹤研究外國戰略性高技術發展的建議”，提出要跟蹤世界先進水平，發展中國的高技術。鄧小平兩天后批示：此事宜速作決斷，不可拖延。
經過廣泛全面和嚴格的科學技術論證后，中共中央、國務院批準了“863計劃”。這項計劃選擇生物技術、航天技術、信息技術、激光技術、自動化技術、能源技術和新材料七個領域作為發展重點。本來王淦昌認為，按國家的經濟情況，一年撥款能有兩億就行，沒想到中央批給“863計劃”的專款有100億元，而當年全國財政總支出不過約2000億元。
1986年1月，因許德珩長期住院治療，周培源開始主持九三學社的工作。
周培源是許德珩家中的常客。1980年9月，周培源增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此后辭去北京大學校長職務，從北大的燕南園搬到北太平莊4號院，協助許德珩做了大量工作。1989年1月，周培源當選九三學社第八屆中央委員會主席，許德珩當選名譽主席。
1989年是“五四運動”70周年，許德珩想寫一篇紀念文章，但臥病在床的他已無法握筆寫字，只能由他口述要點，許進代筆。文章寫道：“我這個年屆百歲的老朽，自1986年起，臥病在床已是3年有余。回首我的一生，自認為是愛國有心，但無成就。70年前的往事，一經回憶，不勝慚悚。鑒往知來，希望我這些冗詞贅句能起到拋磚引玉之功效，喚起更多人的愛國熱情。青年們，為了祖國美好的未來，努力奮斗吧！”許德珩用顫抖的手努力題寫了篇名《紀念五四》，文章于5月4日在《光明日報》發表。
這年10月17日是許德珩的99歲生日。按照傳統習俗，九三學社中央委員會在北京醫院北樓病房舉行活動，為他慶賀百歲大壽，許進為他穿上了紅色的壽袍。周培源和九三學社名譽主席嚴濟慈陪同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和副委員長習仲勛來到病房，祝賀他的壽辰。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和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王任重代表全國政協和時任全國政協主席李先念祝許德珩健康長壽。1990年2月8日，許德珩在北京逝世。
周培源擔任九三學社中央主席期間，主持了金沙江、雅礱江和大渡河三江水電資源的論證，以及大西南資源開發和生態保護的研究論證，提交了《關于建立長江上游生態保護和資源開發區的建議》等一系列具有重要意義的建議，九三學社的參政議政工作成果顯著。
1992年，醫學家吳階平繼任九三學社中央委員會主席。他多次對許進回憶，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在北京飯店舉行了一次向知識界宣講中國共產黨知識分子政策的會議。許德珩慷慨陳詞，發言鏗鏘有力，令在場的北京大學醫學院外科副教授吳階平十分敬佩，促使他在1952年加入了九三學社。
許進從小與祖父祖母一起生活，在他們身邊30多年。他1982年從北京師范大學畢業，后被分配到北京市第二十二中學任教。許德珩說：“當老師好，我就當了一輩子老師。”
2006年，受九三學社中央委員會主席韓啟德的感召，許進加入九三學社，2012年12月起擔任九三學社中央委員。2013年，他當選全國政協委員，成為家中第三代全國政協委員。
作為九三學社中央社史研究中心副主任，許進告訴《中國新聞周刊》，80年來九三學社先后擁有186名中國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和32名中國工程院院士（其中6人為兩院院士），現有中國科學院院士49名和中國工程院院士18名，擁有5位“兩彈一星”元勛，王選、黃昆、師昌緒、謝家麟、程開甲5位社員榮獲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
許進介紹，以北京市為例，目前有12000多名九三學社社員，主體界別社員始終占到社員總數的70％以上，并適當發展其他界別的代表性人士。
他說，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九三學社在知識層面有突出優勢，約四分之一的學部委員是九三學社社員。時代在變化，九三學社社員的構成也有變化，但不變的是其“愛國、民主、科學”的根本宗旨，這也始終是知識分子最向往的。
（來源：發于2025.9.22總第1205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標題：九三學社，生于9月3日 作者：宋春丹）
